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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时挤世—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(第五章)

2020-09-21 来源: 中国吉安网 3

第五章 匡时济世——庐陵志士直面人生的姿态

(作者:李梦星)

隋唐以来,以儒学精神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经济繁荣的庐陵,发达的书院和学校教育,加速了中原文化的传播。到了宋代,庐陵文化进入了鼎盛的阶段,显示出了和中原文化基本相同的特征:就是尊崇正统的儒学,弘扬当作主流思想的孔孟学说。“修身、正心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,也是庐陵人士恪守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。正统儒学观念的深刻影响,催化了庐陵文人的积极入世观念的形成。他们以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己任,讲求经世致用,兴国安邦,教民化俗,认为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,应当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;在人生态度方面,是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;在政治观念上,要当“社稷之臣”,为国建功立业;在品格情操上,讲求忠义节烈。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儒学精神中的先进和积极因素,铸就了众多的庐陵英杰。到了南宋,江西成了称为新儒学“程朱理学”的大本营,庐陵便是大本营中的一个重要据点。朱熹把儒学的伦理道德当作天理,使传统儒学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,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欣赏。庐陵人士在理学的影响下,积极“入世”,匡时救弊,刚健有为,忧国忧民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,建立了不朽的功业,闪烁着不熄的精神之光。

一、经世致用

经世致用,是儒学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。儒家学派主张以“经”来指导为政,来维护社会的稳定,但是不能空谈“圣言”,要讲求实际的功效,一切学问都要有益于国事。正如清代顾炎武所云:“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,一切不为”,应“引古筹今”,作为“经世之用”(《亭林文集》)。汉代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学”,把儒学提到了正统地位,却是注重“章句注疏之学”,魏晋的玄学和清淡之风冲淡了儒学的权威。到了唐代,由于皇帝的迷佛溺道,儒学传统有所削弱,五代时,佛道更盛。进入宋代,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觉醒,他们对佛道的“出世”空幻观念不满,致力于改变长期以来佛道的声势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态势,力求恢复儒学传统,倡导经世致用,创日用事功之业。庐陵的儒士,就是高扬这种思想的勇者。他们或于讲坛,或在著述中强调经为世用的观点。当他们有了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之时,就自觉的“以天下为己任”,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。

培养了众多庐陵俊杰的教育家欧阳守道,他对当时流行的务虚空谈表示不满,崇尚求实致用之学。针对科举之弊,他认为“国家以科举取士,士不为举业者吾见罕矣,苟为士则学所当学,日孳孳以终其身,今移孳孳于举业,于身心则无得,于天下国家则无用。然而士不敢不为者,势驱之也。予昔时从事于此,未尝不自笑也。以予之心度他人之心,知凡为此通病也,况词赋之为技,视他文尤难精旷……呜呼,科举之害,千百年未易议其革也,士不能由科举则所谓读而习之者亦安能自己哉?”(《巽斋文集》卷12)。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,指出如仅是为追逐科名而学,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。他教导学生们“无益之言勿听,无益之事勿为,无益之文勿观,无益之友勿亲”(同上卷13),直截了当地要求学生注重事功,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文天祥称这位尊师为“横经论道,一世宗师”。他的治学思想,不同于那些以科举为业的读书人,而是“求为有益于世用,而不为高谈虚语,以自标榜于一时。”(《文山先生全集》)卷11)。  

称为南宋“中兴四大家”之一的著名诗人杨万里,他不仅是一位“诗坛霸主”,“还是一位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家”(《江西文化》第7章)。他中进士后,历仕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共四十年,先后任过知县、知州、吏部郎中、礼部右侍郎、秘书少监、太子侍读等官,除写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外,他还写了《六经论》、《圣徒论》、《庸言》、《诚斋易传》、《千虑策》等著述,反映了他的思想成就。他认为六经在指导政事方面占主导地位。尤其《春秋》,是“夫子之所以为政也,徒教而不为政,尧舜不能以经一世,而夫子能以经万世哉!”(《诚斋集》卷85)他的意思很明白,就是《春秋》的作用是指导为政,孔子虽不是什么王侯,但因有了一部有益于政事的《春秋》,就有经万世之功业。所以经世的核心就是为政。他在乾道六年(1170年)向朝廷上的《千虑策》中,结合时局,精辟地论述了君道、治原、人才、论相、论将、论兵、驭吏、刑法、冗官等方面的问题,表现了经世致用的意识。他还认为,不仅在治经时着眼于用,而且一切学问、言论都要“致用”。他说:“论曰:学道者必有以用道也……布之可以温,故人取之以衣其事,粟之可以饱,故人取之以实其腹。今且有人积布而不衣,藏粟而不食,则虽积藏如山,而夫人者不免于冻馁而死。夫布与粟如丘山而不免于死,非不富之罪也,富而不用其富之罪也。学道而不用,安以道为哉!”(同上卷86)他又说:“言非尚于奇而尚于用也。事非难于料,难于处也。奇而无用,能料事而不能处,此岂非士大夫进言谋国之大患欤?”(同前卷88)他的这些“致用”的观点,对于引导士人面对现实、不尚空谈、踏踏实实为社会作贡献,具有积极的意义。对流传很广的佛老观念,杨万里很是反感。他在《韩子论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老子以空虚为道德”,“佛老好其清净寂灭之道,以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生死也”,而实际上大部分人是见到佛老之徒“不业而食,不劬(劳苦)而居”就“幸于其福田利益之诱”去信教,这些人不劳而获,对社会是无利的。由此可见,杨万里是一个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,也是一个清醒的儒学政治家。

庐陵文化培育的人杰之中,有几位曾居相位,辅佐君王统治天下,位高权重,显赫一时。他们为朝中重臣,施兴国安邦之策,又是饱学经书的儒者,尊经世致用之道。当然,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,带有明显的功利性。但,这正是儒学积极“入世”的方式之一,也是实现儒者人生价值的途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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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在任谏官和参知政事时,针对北宋社会的弊端,提出了许多富国强兵的主张,对朝廷解决当时“无财用、无兵、无将”等现实问题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实效、务从实际的功利精神。刘子建先生认为:“其实欧阳修讲致用……讲功利,王安石继之而起”(《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》)。欧阳修所提倡的“致用”之法,对后来的功利理论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。

南宋中期的名相庐陵永和人周必大,从绍兴二十一年(1151年)中进士始,在官场上跋涉了近半个世纪,曾为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代君王效力,任过兵部、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、右丞相、左丞相之职。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,又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的政治家,深知以经治政的重要性。但他不尚空论,而是从实际出发,切合现实,以真知灼见赢得了君臣的尊重。孝宗登基后,想做个中兴之主,可当时南宋小朝廷已偏安几十年,歌舞升平的日子消磨了许多人的斗志,也耗损了国力,军队管理松驰,兵不精将不良。在这种情况下,出动兵力大规模地讨伐金国,收复失地,无疑是劳民伤财的。周必大任宰相上的第一个奏章就提出“今内外晏然,殆将二纪,正可惧之时,当思经远之计,不可纷更欲速”(《宋史·本传》)。意思是说,现在社会还稳定,但要居安思危,考虑到长治久安,不可急于求成。可见必大所持的是稳健持重的内政外交方针,认为必须要积蓄国力,整顿好内政,才能去与金国抗衡。所采取的措施一要强兵,整肃军纪,二是富国,稳农促商,三是安民,对灾民抚恤,四是政修,择人才和考官吏(《省斋文稿》卷11)。这些务实的策略,他不仅向皇上提出,还制订了相应的条规,亲自督查落到实处。周必大遵循的“致世”原则,在当时收到了实效,也成为庐陵后学的楷模。

二、革新图变

改革创新,是社会进步的动力,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。庐陵文化的繁荣与发展,是与一批革新图变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分不开的。他们不满足于固有的传统,勇于冲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,抱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,在不同的领域开拓新的天地,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和勃勃的生命力。他们改革的精神,创新的观念以及所产生的效果,为庐陵文化注入了活力,增添了光辉。

在政治思想上,破天荒地提出“改革不息论”的,是民族英雄文天祥。

南宋政权建立以来,除孝宗稍有振作,其他的几个皇帝满足于偏安江南,不思进取。理宗登基后,也沉溺声色之中,在位多年无革新举措。而时局并不可乐观,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,仗兵强马壮威胁江南,国内政治腐败,人民困苦,积贫积弱。受庐陵文化熏陶的文天祥,对政治危机有清醒的认识,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感担忧。他在宝祐四年殿试的对策中,明确地提出除弊革新,改革不息,以振国威的观点,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哲学、伦理和政治思想。他从《易经》中所说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概念出发,认为“不息”为宇宙的根本法则,不息就是变化革新。他指出,天不坠落,在于“运”,地不塌陷,在于“转”,水不腐,在于“流”,日月星辰之所以常新,在于“行”,天地间“生生化化”,总是不停息地运动着。生活在天地间的人,应当“法天地之不息”;引申到政治上,同样是要变通、改革不息。他在《御试策》中写道:“自太极分阴阳,则阴阳不息,道亦不息。阴阳散而五行,则五行不息,道亦不息……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,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。然而道一不息,天地亦一不息。天地之不息,固道之不息者为之。”“道之在天地间者,常久而不息,圣人之于道,其可以顷刻息邪?”“天地之所以变通,固有其不息者为之,圣人之久于其道,亦法天地而已矣。”文天祥认为,“法天地不息”首先要从思想和精神上振作起来,树立政治改革的决心,然后才能表现到实际行动上来,切实进行不断的改革。他说:“圣人立不息之体,则敛于修身;推不息之用,则散于治人。立不息之体,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;推不息之用,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。”文天祥还认为,改革不仅要持之以恒,而且应该兼及内外彼此,全面推开。他说:“既往之不息者易,方来之不息者难;久而不息者易,愈久而愈不息者难。”“不息于外者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;不息于此者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。”他觉得要达到的改革目的是“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。”年仅21岁的文天祥,能如此全面精当地论述“不息”之论,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和对世事、时势的洞察能力。

文天祥关于法天不息,改革图变的理论,使他成为了吉州第一个状元。三年后,边境形势恶化。开庆元年(1259年)8月,蒙古军渡淮河,挥戈南下,9月便突破长江天险,围攻鄂州。朝廷一片混乱,权奸董宋臣提议迁都四明。在此危难当头,文天祥挺身而出,写了《己未上皇帝书》,提出了挽救危机的主张,具体提出了革新的四项方案:“简文法以立事”,“仿方镇以建守”,“就团结以抽兵”,“破资格以用人”。还提出斩董宋臣以安人心。虽然这些建议未被昏庸的皇帝采纳,但表现了文天祥拳拳爱国之心。这些改革主张,是一份可以资政的宝贵文化遗产。

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中,文天祥一直把“法天不息”的思想当作遵循的准则,表现了一种不断进取、积极的人生态度。任地方官时,他革除旧弊,创建功业;在遭受厄运时,以不息的精神予以抗争。他的图变革新的思想,成为后人破旧创新、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。

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革新图变,欧阳修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。

在仕途跋涉了42年的欧阳修,曾任参知政事,参与了朝廷的决策,担任过执政要员,经历了北宋王朝先后两次大的社会改革——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。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,在奏章中,多次表达了革除旧弊,刷新政治的思想。他认为,出现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不清,“今天下凋残,公私困急,全由官吏冗滥者多”(《欧阳文忠集·奏议集》卷1),要救民疾苦,“择吏为先”。庆历三年(1043年),他连上三状,提出了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。一是实行按察制度,加强对官吏队伍的管理,“甚恶者黜,有善者升”(同上),提高官吏的素质。二是任人惟贤,选贤任能,打破陈规旧制,不拘一格选真才,“有贤豪之士,不须限于下位;有智略之人,不必试以弓马;有山林之杰,不可薄其贫贱”(同上,居士集卷46)。三是赏罚分明,激励官吏建功立业。“劳臣不赏,不可劝功,死士不赏,不可劝勇”(《新唐书》卷107)。“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,赏之;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,罚之”(同上,卷112),以此激励贤能之士建功立业。针对国家“财用不足”,影响边防的时弊,欧阳修提出了通漕运、尽地利、榷商贾等改革建议。针对军队数量多而缺乏战斗力的问题,他提出了裁汰冗兵、越次选将、改变战略的兵备改革主张。他的这些改革构想是切中时弊和切实可行的。

在庆历新政酝酿和推行期间,欧阳修是积极参与者,坚持改革的立场,与保守派作坚决的斗争。当时,范仲淹等有识之士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忧虑,认识到只有改革除弊才有出路。仁宗也想有所作为,但被不思振作的丞相吕夷简等保守派所蒙蔽。吕夷简压制打击改革志士。任谏官的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,上书直接指责诋毁范仲淹的高若纳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。当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时,保守派诬范仲淹等人为朋党,引起仁宗的猜疑。此时,欧阳修毫不畏惧写了著名的《朋党论》以辩诬,对仁宗消除猜疑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在欧阳修等人的力荐下,范仲淹终于为相,使他能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方略。在新政实行期间,欧阳修积极建言献策,提出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办法。欧阳修转任地方官后,仍密切关注改革动向,继续上书批驳保守派给新法罗列的罪名。新政失败后,欧阳修并未退缩,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推行改革措施,如减少冗员、募人耕种沿边之地等。回到朝廷后,欧阳修受命主持礼部贡举,他决心借科举取士的机会,痛惩当时流行的险怪华艳的文风,倡导平易自然的文风,领导了影响深远的诗文革新运动,促进了文学领域一代新风的形成。欧阳修有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思想,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。他矢志不移进行改革的思想和成果,在民族文化宝库中书写了不朽的篇章,也是对庐陵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。

文学创作上勇于创新的诗人杨万里,自成一体,别开生面,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,忧国忧民,为国富民强奔波操劳;他又是南宋杰出的诗人,一生写了二万多首诗,题材非常广泛,惜乎只存数千首。著名主战派领袖张浚勉励他“正心诚意”,于是,自号“诚斋”。他的诗名远播,时有“今日诗坛谁是主,诚斋诗律正施行”之誉(姜特立《谢杨诚斋惠长句》),又颂之为“四海诚斋独霸诗”、“雄吞诗界前无古,新创文机独有公”(项安世《题刘都监所杨秘监诗卷》)。连大诗人陆游也说:“夜读杨卿南海句,始知天下有高流”。“文章有定价,议论有至公。我不如诚斋,此评天下同”(《剑南诗稿)卷19、53)。由此可见杨万里诗歌在文学上的地位。这位誉为“诗坛霸主”、陆游也自谦不如的诗人,正是以不凡的勇气,摆脱了前人诗歌创作的清规戒律,向传统文学中最正统而严肃的文体诗歌表现形式挑战,在创作实践中实行大胆的变革创新,大量吸收民间口语,描述日常生活,形成一种平易自然、活泼而泼辣的诗风,走诗歌大众化之路,给诗坛刮进了一股清新的风,像一枝鲜嫩的荷花开在深幽的诗海王国。难怪项安世由衷地赞之为“诗界前无古”。

杨万里创造的“诚斋体”,是在广泛学习前人作品,积极吸收之后形成的。可贵的是他能在继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。他自己说过,写诗先是学江西诗派,接着学习陈师道,以后学习王安石,后又学唐人绝句,可越写越觉得是步人之后尘,了无新意。他认为,“传宗传派我替羞,作家各自一风流,黄(庭坚)陈(师道)篱下休安脚,陶(渊明)谢(灵运)行前更出头。”(《跋徐恭仲省干近诗》)绍兴三十二年,他在零陵任职时,觉得过去写的一些诗不满意,便毅然烧掉一千多首,其中也有不少好诗,连当时的诗人尤延之都觉得“焚之可惜也。”到他写作《荆溪集》时,他“忽若有悟,遂谢去前学,而后涣然自得,时目为诚斋体。”终于“落尽皮毛,自出机杼”(《宋诗钞·诚斋诗钞》)。杨万里不为已学的知识所囿,既敢于冲破旧套,又勇于否定自己,终于走出了新路,在诗歌的殿堂中独树一帜,引人注目。

木材计量的“龙泉码”,创历史之最。

庐陵盛产木材,并以标长质优畅销全国。在木材交易过程中,人们往往苦于材积和价格的计算不便。因为木材长短不一,粗细不一,而且同一根木头两头大小也不同。怎样将千差万别的木头的材积和价格用一个统一的办法计算,使各地的山农和木商苦恼而探索了许多代。无可奈何之下,只得各定标准或由双方估价了事,但影响了大范围的流通。明代龙泉县(遂川)有一位叫郭维经的儒士,中了进士之后在朝廷任御史,多次奉命巡视江淮,严惩酷吏贪官,享有威名。母亲病故回乡服丧,不满时政腐败,在家住了六年。遂川是木材的重要产地,他常去木材的产销地探访,发现木材计量时传统方法不科学不实用,便于出嫁在泰和木材商肖家的长女探究一个简便宜行的办法。经屡次实验,发现在木材兜以上五六尺长的地方,用有刻度的软篾尺量下一围长,就可知木材的大致体积。他们将围长折算成两、钱、分码价,以“两”为一个计量单位,乘以市场上每“两”的时价,就是木材的价格。每根木头都可以计算出具体的码价,累加起来,就得出了一堆木头有多少“两”多少价。此种材积和价格的计量方法虽不十分准确,但很方便,一学就会,容易推广,得到了木材商的认可,很快流行开来,通用全国,人称“龙泉码”。郭氏父女突破传统,创造新的计量方法,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量,还促进了木材的流通。此码流行数百年,直至近几十年才逐步被更科学的方法所取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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